楚笑

           “他家地窖里藏着电台”

1968年“文革”进行到了“深挖”阶段，全国到处抓“5•16分子”，我所生活的那个矿山也不例外。父母都是矿山子弟校的教师，和“走资派”并无瓜葛。但父亲学过日语，便成了“日特”嫌疑。那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年代，只要造反派对你有怀疑，就可以把你抓起来进行惨无人道的审查。

当时我家住的是板夹锯末子房子，一幢房子有五户人家住。右边的邻居男主人我管他叫田叔，左边的邻居男主人我管他叫王叔。父亲被“看管审查“期间，我家的右边邻居田某向造反派检举揭发说我父亲在家中地窖（当时我们矿山人都在住宅里挖个地窖，储存过冬的白菜、萝卜、土豆等）里藏着一部电台，他听见我父亲给日本人拍电报的声音了。那年我12岁，在我记忆里造反派来我家进行了搜查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找着电台，只是将我父亲的包括《史记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燕山夜话》等在内的一大批书掠走（“文革“结束后，矿山的主管局给父亲平了反并给了200元的经济赔偿）。邻居田某的所作所为当时我并不知道。1970年4月的一个晚上父亲被“解放”，第二天便被宣布去农村“插队”。母亲在矿山是一个被人很尊重的教师，并且是学校唯一的领导：教导主任（校长由矿长兼任）。她待人处事温文尔雅，与邻居相处的更是非常融洽。可是当晚在家门口母亲却哭泣着不指名叫骂。我家的左边邻居王叔过来进行好言相劝并和大人们聊了很长时间。从他们的交谈中，我才知道我家的右邻男主人，我一直称为田叔叔的人是一个政治上卑鄙无耻的人，他为了显示他的“积极革命”精神不惜搞栽赃陷害，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良心。此人后来当上了矿山人事科长，因弄权勒卡被撤过职，被当领导的亲戚给复职后又用手中的权力奸污女学生，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。

父亲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人，书读得甚至到了迂腐的地步。王叔叔当年曾说，父亲要是特务，矿山得有多少人是特务，父亲是个书呆子他想当特务，特务也不会要他。

这一段往事真切地验证了“文革”的荒唐以及对人性的极其残酷的折磨和摧残，它把人的心灵扭曲到了用言语无以诉说的地步。